半月谈评论：乡村振兴重在确保“成色”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加快补齐乡村这个突出短板。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色”，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在实践中，要想确保乡村振兴的“成色”，应当聚焦着力点，夯实动力源，进一步健全政策供给和保障体系。

　　紧扣“全面”，聚焦乡村振兴着力点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确保乡村振兴“成色”，首先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紧扣“全面”二字，在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着力。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这二十字总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应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顾其他。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中心任务。

　　近些年，我国农业发展取得极大进步，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不能有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比如，一些地方农业生产高耗水、高耗肥、高耗地等“三高”问题严重，玉米库存高企、主产区小麦市场“卖难又见买难”等状况不断出现，低端农产品饱和、高端农产品短缺，部分农产品质量有待提升，等等。

　　确保乡村振兴“成色”，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其中关键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率、增强农业效益，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全面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

　　要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在确保“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减少农业生产对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注重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重构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位农业功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测算，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即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我国仍将有约4亿人生活在农村。

　　这意味着，村庄这一形态在中国并不会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自然消亡，而且仍将是数以亿计的人口生产生活的固定场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这一实际，推动农村全面进步，让农村成为让人向往的地方。

　　在工作实际中，不仅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目标，进一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还要全方位加强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乡村；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目的是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将推动农民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着力点。

　　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农民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举措，满足和引领农民群众在教育、培训、就业创业、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需求，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在保障农民发展权利方面，除了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要警惕工商资本下乡、规模化发展、新业态新产业等对小农户的挤出效应。

　　全国政协常委、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户在中国社会中都将存在。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提供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服务，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向改革要活力，让农民动起来

　　40年前，安徽等地率先进行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改革试验，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肇始，改革洪流滚滚向前，让中国的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我国农村有着改革的先天基因，几十年来“三农”领域也因改革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动力仍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权益。

　　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政策，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抓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不断扩大改革试点范围，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和农村集体收入。

　　建立五大体系。

　　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效益，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户发展。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要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效能，积极探索适应于农村实际的监管体系，为农民创新创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切实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其内生动力。

　　农民群众是脱贫攻坚、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主体。要更加注重基层探索，发挥农民群众的创造力。

　　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多采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有效形式，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全面发展，避免“政府干、农民看”“政府着急、农民不急”等不良现象。

　　总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调动起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四方面的积极性，全面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形成乡村振兴合力。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奇在“清华三农论坛2018”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经历“分”和“流”两次动能转换之后，现在要进入第三次动能转换，一个字概括就是“合”，包括三“物”组合（植物、动物、微生物）、三“产”融合（第一二三产业）、四“生”契合（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城乡统合、要素集合、功能整合等，要通过“合”形成乡村振兴的“聚变”效应。

　　落实优先原则，加大政策供给和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基础比较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城乡一体化仍在探索前行的国家，政策的供给和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加强乡村振兴政策供给，首先要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

　　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个“优先”之一，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农业农村发展滞后问题的紧迫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新审视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调整农业农村的发展顺序，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加强乡村振兴政策供给，还应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韩俊表示，关键是要强化钱、地、人等要素供给，解决长期以来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更加注重规划、土地、人力资源、资金、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发展要素的城乡一体化配置。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

　　更加注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供给和保障，要增强供给的有效性。

　　加大调查研究力度，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农业、农村，特别是农民的真正需求，增强政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避免政策资源浪费。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