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天津公务员申论范文：构建服务型媒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陆先高(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光明网董事长)

　　“服务型媒体”概念呼之欲出，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价值必然得到进一步彰显。

　　新型主流媒体的更高质量融合发展，其深层表现之一，必然是在服务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提供独特服务，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服务能力。

　　媒体针对自己聚焦的领域、行业提供专业服务，将有力促进该行业制度成熟、治理高效。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机构媒体不仅是信息资讯的生产者、传播者，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媒体当为建立健全新型治理共同体担起责任、履行使命。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化发展，机构媒体的业态、边界与职能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效能，使媒体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的核心功能得以强化，可以为国家治理营造更加良好有利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媒体智慧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客观上拓宽了媒体业务的边界与范畴，使其与制度建设、国家发展、社会民生的联系更为丰富紧密，“服务型媒体”概念呼之欲出，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价值必然得到进一步彰显。

　　理论梳理：服务型媒体对于国家治理的必要性

　　2019年，中央推动媒体融合已经进入第6年。过去6年间，媒体融合走过了攻坚克难、稳健前行的“上半场”，主流媒体持续致力于平台搭建、资源整合、流程改造、技术升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了明显提升，新闻传播向着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的方向演进，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趋于形成。

　　成绩背后，媒体融合“上半场”也留下了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其中，两个瓶颈尤为突出：一是内容生产高度同质化，二是产品传播普遍低效性。相当一部分媒体拿雷同的内容、技术、产品去争抢有限的传播渠道，加之资讯消费总时长相对固定，用户和流量日趋向最具资源优势的主流媒体集中，其他大批媒体很容易陷入有内容而少用户、有“爆款”产品却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尴尬境地。

　　步入对于融合发展要求更高的“下半场”，只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走“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之路，才能有效破除上述瓶颈，推动具有过硬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速形成。

　　有差异才有协同。实际上，各级各类媒体的属性定位本身就具有差异性、特色化。据此，机构媒体大致可为四类：全域性媒体、区域性媒体、行业性媒体和领域性媒体。

　　所谓全域性媒体，是指拥有充足且权威的核心资源、承担着全域化传播任务的有限几家媒体，理论上能够服务所有地域、所有行业乃至所有个体;区域性媒体，是指在某一区域内拥有较大的资源凝聚能力、能够服务特定区域内所有用户的媒体，如各省市媒体;行业性媒体，是指按照行业划分而形成的媒体，以聚焦行业、垂直领导为主要特征;领域性媒体，则是指在若干相关行业构成的一个较大领域内，形成了特定凝聚力与影响力的媒体机构。

　　功能分化指向的是目标用户的精准性。由上述分析可见，不论是覆盖哪一领域的媒体，向其目标用户提供的功能都必须突破陈规旧制，扩展为多元化、立体化、时代性的媒体服务能力。

　　“服务”并非对媒体功能职责提出的新要求，而是媒体本质属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传统媒体通过信息传播与大众需求之间发生链接，服务能力相对单一;而新媒体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公众性、开放性、可及性，由于互联网功能的丰富性、便捷性，从一开始便注入了更加鲜明的服务基因。新型主流媒体的更高质量融合发展，其深层表现之一，必然是在服务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提供独特服务，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服务能力。

　　具备上述功能的媒体，便可视为笔者提出并多次强调的“服务型媒体”：以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公共讨论等能力为基础，强化“用户需求”意识和“用户服务”导向，聚焦特定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充分发掘优势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增强服务能力，为目标受众持续提供高质量、特色化、多维度服务的新型媒体。这里所说的服务，不再局限于信息服务，还可涵盖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学术服务等各个维度，对应国家发展、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

　　实践探索：服务型媒体推动国家治理的具体路径

　　第一，提供信息、舆论服务，强化内容生产，改进传播技术，以大政方针、关键信息的有效到达引导舆论，服务于主流舆论格局构建。

　　《决定》要求：“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传播服务是媒体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随着“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泛媒体时代到来，任何媒体都难以保持信息第一落点的地位，必须一方面强化核心内容生产，一方面创新传播手段，通过优质内容的生产与输出，更好地发挥舆论引领能力。

　　以《光明日报》为例，光明日报全媒体矩阵以“新闻视野、文化视角、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为宗旨，坚持评论立报、立网、立端，将新闻时评作为融媒体内容建设的战略重点。近年来，还着力打造“光明智库”，把智库力量引流入全媒体内容生产之中，增强了舆论引导的理论厚度、专业深度、现实热度。

　　第二，提供行业、专业服务，针对特色领域、行业、核心用户群，建设细分用户平台，服务于重点领域能力创新与行业自治。

　　国家治理需要各行各业协同实现，从而达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媒体针对自己聚焦的领域、行业提供专业服务，将有力促进该行业制度成熟、治理高效。比如《光明日报》面向知识界、学术界提供特色服务，除了传统的学术发表、研究、评价之外，近年来还打造了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思想理论成果数据库、思想理论专家数据库、“中国智库索引”搜索引擎与智库资源聚合应用平台等技术支撑与应用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以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讲政治，推动形成“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第三，提供党务、政务服务，以媒体角色助力各级党委政府更好地运用创新技术、新型渠道，完成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服务于政府治理效能发挥。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相当于构建起了信息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因为其全面的覆盖性、沟通的便捷性、高度的智能性，有望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协助其提高运行效率、治理效能。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化环境下，按照“智慧媒体”概念，技术创新为媒体发展注入了更多变量，使智慧媒体可以主动发现和识别目标受众，并根据受众状态、行为、环境、偏好和价值观判别受众的实时需求，自动调用媒体运行的全要素围绕需求进行全程有效传播。此功能的实现，对于基层政务服务的到达率、有效性将产生有力助推。

　　第四，提供民生、民情服务，为社会大众的发展诉求表达、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交往需要等提供传递通道、讨论空间、纾解平台，服务于人民福祉保障与增进。

　　社会治理呼唤“法治、自治、德治”三治合一。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融合的赋权功能,激发民众的自治动能、提升民众的思想追求，才能有力保障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这方面，作为基层信息传播与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有力抓手。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借力中央媒体、省市媒体，强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可与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密切协同，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承创新为主要内容，以“互联网+”效应充分激活民众自主性，有效推进基层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

　　总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释放服务型媒体的巨大潜力，任重而道远。期待业界携手努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媒体力量。